《后汉书·方技传》中记载，东汉时期有位名医姓郭名玉，乃四川广汉人氏。郭玉的老师叫程高，亦精通医学，尤擅针术。程高的老师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民间医生，由于其家境贫寒，故游历各地行医，还经常钓鱼于涪水之上，因号涪翁。涪翁特别精于针灸，遇有疾痛患者，便随时扎针施灸，无不应手而愈。后来，他就撰着《针经》、《诊脉法》两书，在世上流传。程高花了多年时间，到处寻访名师，终于访到了涪翁。几经周折，涪翁才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。程高学成之后亦隐居不仕，安心在民间行医，后来也获得了很高的医学成就。郭玉年轻时便跟从程高习医，尤得涪、程二人之针灸秘诀。
东汉和帝时，郭玉任太医丞，切脉诊病，言之甚验；施针灼艾，疗效极高。和帝深感其技之神，便决定亲自考核他一下。于是挑选了宠爱的侍臣中与宫女手腕差不多的一人和一名宫女，杂坐于一个帷幕中，各伸出一只左手和右手，乔装成一个人，让郭玉诊脉，并询问患的是什么病。郭玉按脉以后十分诧异，觉得非一人之脉象，便直言相告：“左阴右阳，脉有男女，状若异人，臣疑其故。”和帝听后赞叹不已，认为郭玉的医术的确是名不虚传。
郭玉不仅在宫廷疗病，而且也不辞辛苦为劳苦大众治疗，《后汉书》上说其拯救大众，不分贵贱，不问贫富，一视同仁，“虽贫贱厮养，必尽其心力”，故深受百姓的爱戴。但郭玉在治病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那就是他凡是治疗贫苦老百姓的疾病，无不随治随好，应手而瘥。可是当他医治达官贵人时，情况却大不相同了，疗效不很理想，甚至“时或不愈”。有一次，和帝叫一个权贵病人穿上破旧衣服，和仆役们杂在一起，然后请郭玉针治，郭玉只给针了一次，那个病人的病就治好了。和帝便问郭玉，为什么同样是治病，你给贫苦人施治效果很好，而给富贵人疗疾效果却相差很远呢?郭玉答道：“医之为言意也，腠理至微，随气用巧，针石之间，毫芒即乖。神存于心手之际，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。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，臣怀怖慑以承之，其为疗也有四难焉：自用意而不任臣，一难也；将身不谨，二难也；骨节不强，不能使药，三难也；好逸恶劳，四难也。针有分寸，时有破漏，重以恐惧之心，加以裁慎之志，臣意且犹不尽，何有于病哉!此其所以为不愈也。”和帝认为他回答得很正确。
那么郭玉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?他告诉我们：医生给人治病必须有充分发挥他聪明才智的条件，才能做到诊断正确，治疗适当；施针灼艾，运用自如。人的肌肤腠理十分精微，调整气血的方法也非常巧妙，针刺艾灸，关键在于手法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毫芒之间，一不经心，就会发生差错。施针时必须凝神用意，手脑并用，其中的奥妙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。为什么给权贵治病效果总是不大好呢?因为那些达官贵人养尊处优，不时的盛气临人，他们颐指气使已成了习惯，医生怀着惶恐惧悚的心理给他们看病，治疗起来顾虑重重，就会产生四大难处。哪四大难处呢?他们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医生，认为在治病方面自己也要比医生高明，一意孤行而不遵医嘱，此为其一；饮食起居没有规律，膏粱厚味，不晓调理，此乃第二；身体羸弱，经不起充分和足够的治法，这是第三；四体不勤，好逸恶劳，从来不锻炼身体，气血瘀滞，经脉不通，这是第四。加之针刺深浅有分寸，志意调节有奥旨，施针时机有忌宜，这些都是医生匠心独运的。如果医生怀着畏慑恐惧的心理，小心谨慎有余，充分施治不足，思考问题拘束，治疗意志动摇，信念不足，施治不力，又怎么能对付复杂的疾病呢?这就是对达官贵人之病疗效不太好的根本原因。郭玉的这番话寓意深刻，十分耐人寻味，至今读来也有一定的哲学内涵，对于病人求医和医生的诊疗均有借鉴作用，很值得医生和病人们深思。郭玉的“四难”与扁鹊的“六不治”以及《内经》中“拘于鬼神者，不可与言至德；于针石者，不可与言至巧；病不许治者，病必不治，治必无功矣”之论一样，对后世均有重要的教育和参考意义。
